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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鄉土中國》有感3000字：

　　在那個充斥著對社會學是“剩余社會科學”的譏諷下，社會學大家費孝通先生仍然堅守著對這一學科的信心與信念。對于社會學的定義和對“邊緣科學”的反駁，費孝通先生指出，“社會學很不容易和政治學、經濟學等在一個平面上去分得一個獨立的范圍。它只是從另外一個層次去得到一個研究社會現象的綜合立場�！碑吘古c“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獨立的各個學科范圍的局限認識相比，社會學則是脫離了這一局限，置身于外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和遞進的層次來看待同一個問題。用斯賓塞（Spencer）的話來說，“所謂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總論，不應把社會學降和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并列的一門學問。”

　　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所講的是中國的“鄉村社會學”，用社會學的角度，看待著轉型期的新中國，從鄉土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的矛盾與沖突。通過比較社會學的方法，將鄉土社會和城市社會中的“個體”、“群體”，乃至整個社會的秩序、權力等等，進行比較，用特征進行描述區分，還鄉土社會真正的面貌，現城鄉沖突的內在問題。

　　《鄉土中國》主要的視角定格在鄉土身上，也就是農村。從個人的“愚”、“私”，扭轉不同社會之間因不同的規則而產生的偏見。從個人與社區之間產生的“治”、“權”，探討出城鄉制度的不同之處的基本根源。

　　何為“愚”？城里人認為，“愚”體現在不識字、對新事物呆頭呆腦、土里土氣，但這是很片面性的貶義，如果這么說，鄉下人對于城里人的看法可能是“奸”，當然由于發言權掌握在城市的手中，所以自然就一邊倒的認為鄉下人“愚”。事實上，只是所屬的社會環境不同，而在鄉土和城市這兩種環境中，個人因受限于環境，只對自己身處的社區了解，而無法理解另一社區而已。就如對于因不識字而產生的文字下鄉的政策，其實“在熟人中，我們話也少了，我們“眉目傳情”，我們“指石為證”，我們拋開了比較間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會意了。所以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連語言都并不是傳達情意的衛衣象征體系。”所以，不識字根本不能認為是因為鄉下人“愚”，而是因為在鄉土社會中，文字是多余的。而在以陌生人為主的城市社會，沒有文字，則寸步難行。因為需要，所以精通，“愚”是相對的，任何人進入新的社區中，都會被土著稱之為“愚”，事實上只不過是不明新社區的新規則罷了。（對于愚的觀點，在《人論》中也有相近的觀點。）

　　如果說，“愚”是鄉土社會和城市社會的區別的產物，而“私”則是中國社會和西洋社會的差別。西洋社會的“己”則是像“我們在田里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個挑里都屬于一定的捆、扎、把，非常的明確�！倍�在中國社會的“己”則“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睂τ谖餮笊鐣�的人情關系的重點就在于“權”，你處在哪一個層次的扎、把就決定了你的圈子如何。而中國社會的人情關系卻是具有伸縮性的，隨著你的中心勢力的變化而變化，故就有世態炎涼這一說，而紅樓夢便是這一人情關系的一大現象。

　　正由于中國社會的人情關系不同于西洋社會，所以當西洋社會爭奪“權”而獲得資格進入更高一層次的“束”時，中國社會則不斷的通過攀關系，將自己的圈波及到更多的圈中，提升自我的中心勢力，因為圈子的大小就取決于“私”，所以也就不得不將力作用在“私”上。因此，可以理解為何法律在中國社會推行的如此之艱難，正是因為其在制度上不適合以鄉土社會為主的中國社會，就如文字下鄉。而當中國社會慢慢轉型為城市社會時，法律制度自然而然會被社會所接受，因為在陌生人社會，借條永遠比信任來的可靠。

　　無論是“愚”，還是“私”，都是不同社會之間由于所需知識的不同，而產生的誤解，而當誤解產生時，勢力上占優勢的一方社會自然會以不屑的眼光，看待劣勢社會，相應的用貶義的詞匯去解釋這一區別。事實上這種優越感是極為幼稚的、無知的，它的產生同于井底之蛙，而造成的歧視后果則不堪設想，畢竟自認為是最優越的種族的雅利安人帶來的是種族清洗政策。而如果從單一學科分析的話，便會造成難以跳出本社會的局限，但是如果用社會學的高度，就可以以各個社會為研究的單位，跳出囹圄，畢竟站得高看得遠。

　　社會是由各型各色的人，在一定的規則下，組成的共同體。而選擇怎樣的規則進行限制，就決定了這將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這也就是，《鄉土中國》所提及的“治”�！爸巍背ＵJ為兩種，“人治”和“法治”。事實上，在鄉土社會是不存在“人治”，因為因個人好惡的治理，之所以能統領大家，讀后感是因為在這個社會里存在著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禮”。與其說是“人治”不如說是“禮治”。我國當今的目標，必定是建成法治社會，但是從另一方面講，這便是鄉土社會的消亡。而到底社會是需要禮治還是人治，則取決于社會變遷的速率和人口流動的數量。

　　當社會變遷過于迅速時，傳統的、不成文的禮治是來不及應付層出不窮的新事物和新問題的。只有通過較為快速的法規制定（雖然也存在著法的滯后性，但相比在試錯的過程中矯正，則顯得更快），來應對社會變遷。當人口流動數量過大，那么不屬于這一社區的陌生人急劇增多，帶來的是不同社會的不同規矩，對原有的規矩的破壞和沖突，則會導致這一社區的不成文規定出現混亂，無法繼續維護當前社會，所以就需要用文字規定的法條，來約束、管理來自不同社區的人。而當下中國之所以選擇法治社會，正是中國社會處于高速發展的狀態，社會變遷速率快，人口流動量大，自然原始的鄉土社會中的禮治已經無法繼續維護社會的秩序，法治道路這一選擇，也就不言自明。

　　既然有了“治”，那么實現“治”必然需要“權”來執行。本書中的“權”分為四類，橫暴權力，同意權力，時勢權力，教化權力。橫暴權力，從社會沖突方面著眼，權力表現在社會不同團體或階層間主從的形態里，權力是維持這種主從關系所必需的手段，具有壓迫性質，有上下之分。同意權力，從社會合作方面著眼，由于社會分工使得每個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其權力的基礎是社會契約，是同意，權利與義務要相稱。這兩種“權”，普遍存在于各個國家的政府的管理，既有橫暴權力的部分，也有同意權力的支持。但是這卻無法應用到對于鄉土社會的認識，就橫暴權力而言，除非“鄉霸”這一惡棍組織的出現，否則在鄉土社會中，是沒有什么權力的壓迫性質可言的；再同意權力而言，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并不存在沒有他人則不能生活的地步，所以這一權力也不適用于鄉土社會，故“治”的實現，靠的既不是橫暴權力，也不是同意權力。

　　而確切的說，鄉土社會是一種長老統治，因為在禮治的規范下，在這一社會待的時間越長，對“禮”的知曉更為權威，也就更有發言權，所以長老統治成為了鄉土社會的主要統治形式，而這一形式運用的則是教化權力，教化權力就是paternalism，發生于社會繼替的過程，同爸爸式的權力或稱長老權力，是為了被教化者，而不是為了統治關系的“權”。這是在變遷不大的鄉土社會中適用的統治方法，然而在社會變遷的速率加快時，由于教化權力的嚴重滯后，所以就產生了時勢權力，也就是“時勢造英雄”，這一權力的持有人，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能獲得別人的信任，可以支配其他的群眾，并挑戰、破壞長老統治。這正是近現代，鄉土社會向城市社會轉變過程中，發生沖突的原因之一，教化權力和時勢權力也在不斷的此消彼長中尋找平衡點。

　　這就是費孝通先生所構建的“鄉村社會學”，他用淺顯易懂的語言文字，講述著晦澀難懂的學術問題，實在令人敬佩、嘆服。或許把高深的問題講明白，就是所謂的大家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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