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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紹興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以筆名魯迅聞名于世。魯迅先生青年時代曾受退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4年初，入仙臺醫(yī)科專門學醫(yī)，后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希望以此改變百姓精神。被評為：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反動家。那么現(xiàn)在有個問題出現(xiàn)了：魯迅是個愛國者么？如何解？查字典故事會跟讀者分享魯迅算不算是個愛國者？
有人也許會說這不成問題。可我們要去翻一下有關“愛國者”的書，就會很驚訝的發(fā)現(xiàn)許多書都沒有把魯迅列入其中，就是勉強列入，也只有他“我以我血薦軒轅”等寥寥幾筆。記得我們念大學時(上世紀80年代初)，有一次去聽上年級一個師兄的畢業(yè)論文答辯，就聽他在高談闊論，說是魯迅死后在他身上加蓋“民族魂”的靈幛是表錯了情，因為魯迅一生都會在攻擊這個民族的“劣根性”———換句話說，一輩子都會在和自己民族過不去，這樣與自己民族為敵的人，能作為“民族魂”的代表?能說他是一個愛國者?當然，論文中還引了許多魯迅指責中國人的言論，有理有據(jù)頭頭是道。你也不能說他講得沒有依據(jù)。到了上世紀末，更有文學博士兼現(xiàn)代文學副教授的大牌人物葛紅兵在他《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中，就更“義正詞嚴”地這么宣判：“魯迅，這個被人當成一種理念、一種意志、一種典范，甚至捧到了民族魂的人，又當如何?發(fā)生在他留日期間的‘幻燈事件’已成為他棄醫(yī)從文的愛國主義神話，然而，他真的這么愛國么?既然愛國，他為什么要拒絕返國刺殺清廷嘍啰的義務?徐錫麟，他的同鄉(xiāng)能做的，秋瑾，一個女子能做的，他為什么不能做?難道他不怯懦嗎?”如果說，我那位不知名的師兄還只是從言論上判斷魯迅不是民族魂的話，那這個有名的評論家可就是從行動上指出魯迅不是愛國者了。這樣，從理論到實踐，似乎都可以判明這個一輩子寫文無數(shù)最終嘔心而死的文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愛國者。然而，這“有理有據(jù)”的結論可靠么?唯唯諾諾。
的確，從言論上看，魯迅沒有什么愛國的豪言壯語———也就一句“我以我血薦軒轅”。倒是他攻擊中國人的言論，甚至說中國人百姓性不如日本人的言論在他書中屢屢可見。倒是他的另一個同鄉(xiāng)的愛國言論屢屢可見，什么“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單從言論比較，后者當然比魯迅愛國。可，當我們知道這些慷慨鼓動，充滿愛國情懷的詩句是出自汪精衛(wèi)之手后，還會以言取人么?西方人所謂“言語是銀，沉默是金”，良有以也。中國的老子講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也是這個道理。魯迅自己也說過：“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于現(xiàn)實上做奴才并無妨礙。”所以，當別人罵他為“買辦”時，他索性將這詞英文的音譯拿來做了自己的筆名：康白度———這名字當然沒有“葛紅兵”響亮氣派，可我們恐怕也很難因此就斷定后者比前者更有為更愛國。
其實，魯迅對祖國的愛是以罵的形式來顯示的：因為他所深愛的祖國事先已病入膏肓———這就仿佛對一個病人，真正的愛不是無休止地對這病人唱贊歌，甚至連病態(tài)也稱頌不已———所謂“紅腫之處，艷如桃李;潰爛之時，美若乳酪”。這樣的“愛”，能說是真正的愛么?這樣的人能說是“民族魂”么?這只能使國家更加沉淪，病態(tài)更加嚴重。真正的愛只能是絕不虛心地“指出病癥，引起療效”痛下針砭———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一個連自己民族的苦難都不敢正視的人，遑論愛國?!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魯迅才會有“能憎，才能愛”的名言，而在他詩中，“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一句才會放在“昂首甘為孺子牛”的前面。
愛，不一定顯示為溫馨;她可以顯示為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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