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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一無二的中國——《大國憲制》觀后感3000字：

　　文：尋幸咨世；一直認同十分地緣決定政治，《大國憲制》第四章節“憲制的軍事塑造”中，蘇力教授便以地緣優劣與機會成本的角度切入，闡述了中國憲制中軍事角度的考量與構建，以及中西政治制度差別之原因。

　　中國為何一直要維持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在蘇力教授眼里原因：只有統一的中央集權才能確保農耕文明以高效率和高協作來對抗天災和人禍。天災即為中原地區頻發的黃河水患，人禍則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與突擊。

　　當黃河水患來臨，驚濤駭浪吞天噬地時，個人之力便如螻蟻，因此團結和協作是庶民的工作，專制和大局則是庶民賦予有經驗的治水者的權力。在行將決堤的豁口，庶民是不被允許有民主的，該扛沙包扛沙包，該做人墻堵住洪水便做人墻，而到滔天洪水已無法阻擋時，那么便需要顧全大局來以部分村落為代價泄洪來確保更多村莊的安全。這些事情無需贅言，二十年前的那場長江洪災，這些仍歷歷在目。因此，一些家庭的主心骨因水患犧牲，一些村落因泄洪而淹沒，這就需要領導者協調全局給予這些家庭和村落另一方面的補償。

　　同樣面對機動靈活、勇猛彪悍的游牧騎兵時，農耕文明在單兵作戰能力上亦是極其下風，這就逼迫著農耕文明必須組成以建制為單位的群體來抵擋殺戮和劫掠。甚至需要在交通極為不便利的古代盡可能實現信息的快速傳遞，來確保其他部落和村莊不受殺戮。這些都需要極強的團隊協作以及組織架構，如果各村莊部落各自為戰，則難以抵擋游牧騎兵的進攻，因此自上而下層層負責的管理結構便是最佳的方式。

　　在天災與人禍的“共同作用”下，華夏農耕文明在沒有如今之硬件支撐下，由部落開始集權，最終變成國家的中央集權也就順理成章了。

　　由中國歷史來看，王朝的更迭雖有少數較為文明的“禪讓”，但多是一次一次的流血與殺戮，流血伴隨著沖突，沖突則依賴軍事，當中國的新主人帶著軍隊滅掉競爭對手時，如何以“文治”取代“武功”便是在臥榻輾轉不眠的最大阻礙了。話說我們的唐太宗，便是在父親平定江山之后沒有及時削除其軍權而產生的“亂臣賊子”，依靠個人所仰仗的軍事力量，以武力殺兄弟逼父親退位，雖成千古名君，但在憲制的角度實屬破壞者。而軍閥趙匡胤在通過自己的軍事集團進行儀式性的“黃袍加身”搖身變成宋太祖后，便不愿再步“前人之故事”，于是有了“杯酒釋兵權”，并依靠文官集團來治國。至今書生們仍贊許宋朝對文官的大度和善任源于的則是源于宋太祖的恐懼。

　　恐懼的傳承并非只是對內部的文武區分，還有南北對立。當農耕文明的大中原政權穩固后，對北方游牧民族的恐懼則從未斷絕，即使曾經的游牧民族，當他握有中原大地時，自己也不得不費盡心思勞神“平天下”這個問題。蘇力教授舉了一個極其有趣的例子：當滿清尚處北方，(與南方明朝成攻擊之勢時，滿族便積極與蒙古聯姻，強調滿蒙一家試圖對中原采取聯合攻勢。而當滿清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后，自己掌握南方大地時，攻守易勢，便對北方的蒙古采取了多次軍事攻勢——康熙親征噶爾丹，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乾隆平定準噶爾和大小和卓。最終完成對蒙古的直接領導而不再允其享有自治。

　　恐懼的傳承亦是憲制的構架。“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中國向來對臨近地區的威脅極度敏感，中原農耕文明的最大軍事威脅永遠是北方游牧民族，而當代中國最大的威脅則從近代開始變成了東方海上，這大概也是為何新中國需要一支強大海軍的原因。如今航母已成，他日在黃海大東溝殉國的北洋英烈們泉下有知，也當含笑了吧。

　　圍繞著北方游牧民族威脅，蘇力教授講到了軍事奇跡長城，不同的是，蘇教授以經濟學的視角解讀長城對中國與中華文明的作用。

　　巍峨的城樓和連片的城墻讓游牧民族引以為優勢的馬匹變成了負擔，這對他們的機動優勢是一種遲滯。同時一旦騎兵突破防線，那么封閉的城樓又變成了他們出關的阻礙，一旦馬匹載重過多，則回撤突破防線時劣勢就被無限放大。因此，長城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游民民族侵略的成本收益公式。

　　長城既是防御工事，其實又是物流與信息流的中轉站。在信息不發達的古代，連片的烽火臺便成了極為有效的預警裝置，一旦出現敵情，便能通過烽火狼煙及時傳遞給其他區域進行預警防范。同時，一旦戰爭需要，長城聯通的通道則方便軍隊的快速移動，比起翻山越嶺的行軍，在長城通道上的兵力調撥便快捷方便的多。這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每個要塞的常備軍，對緩解國家的后勤壓力起到相當作用。

　　一旦發生戰爭，發起進攻時，長城可以作為后勤基地負責補給，軍隊只需在長城附近進行戰略行動，大大節省了后勤部隊的壓力和威脅。同時一旦發生包圍殲滅戰，長城便成了一堵天然的包圍圈，至少讓冷兵器時代的戰爭減少了一面包圍圈的兵力。而防守時能作為天險關隘用以御敵，一方面可以居高臨下、以逸待勞進行守城戰，而當機動部隊出擊時，長城的要塞為自己的軍隊留出了戰略縱深，游牧民族利用機動性從后方包抄的幾率大減。

　　因此，盡管我們的歷史上有著“孟姜女哭長城”般征發民夫修建長城的悲劇，但是長城從統治者的角度，能極大的節省戍守北方游牧民族的成本。蘇力教授以北宋這個唯一沒有獲得長城庇護的漢族王朝為例，由于華北地區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導致北宋一直受到邊患的困擾，如果不使用“檀淵之盟”來求和，連年戰亂的損耗將會更為巨大。或許我們也可以腦補一下，青史留名的楊家將，如果背靠長城要塞，是不是又是一段“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美傳？

　　為何“大清”自有國情在此？

　　這句話向來是我國屁民自黑而用，然而當我讀此書完第四章節之后，我突然被這句話給說服了。我們常常艷羨西方之民主制度，然而蘇力教授告訴我這泱泱中華如果是以歐洲小國的治國方法，早已變成今日之印度。因為國情、因為地緣，我們才得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三權分立”一直是那些擁有做“美國夢”朋友的愿景，亦是抨擊中國之不民主的理由之一。從蘇力教授這位法學泰斗視之，美國自立國開始，邊患入侵便從來不是其精英們要考慮的問題，正因為其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中央集權體現的最明顯常備戍守軍隊沒有壓力，中央集權便沒了土壤，沒有了集權，司法權、行政權、立法權便得以互相制約而不是全于一手。因此，對于美利堅合眾國而言，它的地緣是生出三權分立的土壤。

　　同時，由于華夏廣博的土地，加上山川密布，河流繁多，也代表著戰爭期間長長的戰略縱深，在千年華夏的烽火中，都是時間漫長的犄角護弈，沒有像古代歐洲小國間一戰取勝。那么走向了近代，在與超前中國一個時代的日本較量時，山杉元那句“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也在淞滬會戰便拉扯三月后不攻自破。這種地緣引發的思維差異，也成就了中國獨特的戰爭戰略、立國發展思維，這也是為什么早在三千年以前，孫子能有“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再次伐兵”的高超戰略眼光，為什么毛主席能寫下驚天動地的《論持久戰》，為什么中國能在鄧公宣布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里，中國能在一代一代領導者的帶領下持續發展。

　　跟磊哥聊天時我們曾經有這樣的同感：以前覺得中國真的哪方面都黑暗不好，而當在這個社會混久了之后，就發現他確實有他運轉的必然。不知道當年太糞青了，還是現在浸染久了被洗腦了。現在，我被蘇力教授說服了。

　　《大國憲制》一書予我最重要的幫助，便是打開了另一番思維的廣度，讓我在面對問題時用更寬廣的角度和視野思考。當年的憤青源自于無知，只有綜合性看待社會、歷史、政治問題，才知道我們身處的是獨一無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