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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唐代有個憲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導下國內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規模的迎佛骨活動，就是將據稱是佛祖的一塊骨迎到長安，修路蓋廟，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勞民傷財，一場鬧劇。韓愈對這件事有看法，他當過監察御史，有隨時向上面提出誠實意見的習慣。這種官職的第一素質就是不怕得罪人，因提意見獲死罪都在所不辭。所謂“文死諫，武死戰”。韓愈在上書前思想好一番斗爭，最后還是大義戰勝了私心，終于實現了勇敢的“一遞”，誰知奏折一遞，就惹來了大禍;而大禍又引來了一連串的故事，成就了他的身后名。

　　韓愈是個文章家，寫奏折自然比一般為官者也要講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別動人，文字鏗鏘有力。他說那所謂佛骨不過是一塊臟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并說：這佛如果真的有靈，有什么禍殃，就讓他來找我吧(“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凜然大氣和獻身精神。但是，這正應了我們現時說的，立場不同，感情不同這句話。韓愈越是肝腦涂地陳利害表忠心，憲宗就越覺得他是在抗龍顏，揭龍鱗，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聲把他趕出京城，貶到八千里外的海邊潮州去當地方小官。

　　韓愈這一貶，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為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順，比之李白的懷才不遇，柳永的屢試不第要嚴重得多。他們不過是登山無路，韓愈是已登山頂，又一下子被推到無底深淵，其心情之壞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趕出長安，年僅12歲的小女兒也慘死在驛道旁。韓愈自己也覺得實在活得沒有什么意思了。他在過藍關時寫了那首著名的詩。我向來覺得韓愈文好，詩卻一般，只有這首，胸中塊壘，筆底波濤，確是不一樣：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圣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是給前來看他的侄孫寫的，其心境之冷可見一斑。但是，當他到了潮州后，發現當地的情況比他的心境還要壞。就氣候水土而言這里還算富庶，但由于地處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習極多極重。農耕方式原始，鄉村學校不興。當時在北方早已告別了奴隸制，唐律明確規定了不準沒良為奴，這里卻還在買賣人口，有錢人養奴成風�！皫X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逼淞曀子侄喑绻砩�，有病不求藥，殺雞殺狗，求神顯靈。人們長年在渾渾噩噩中生活。見此情景韓愈大吃一驚，比之于北方的先進文明，這里簡直就是茹毛飲血，同為大唐圣土，同為大唐子民，何忍遺此一隅，視而不救呢?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同在一片藍天下，人人都該享有愛。按照當時的規矩，貶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實實磨時間，等機會便是，決不會主動參政。但韓愈還是忍不住，他覺得自己的知識、能力還能為地方百姓做點事，覺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這點冤、這點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連續干了四件事。一是驅除鱷魚。當時鱷魚為害甚烈，當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韓愈“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興修水利，推廣北方先進耕作技術。三是贖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錢抵債，錢債相抵就給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錢贖，以后不得蓄奴。四是興辦教育，請先生，建學校，甚至還“以正音為潮人誨”，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推廣普通話。不可想象，從他貶潮州到再離潮而貶袁州，八個月就干了這四件事。我們且不說這事的大小，只說他那片誠心。我在祠內仔細看著題刻碑文和有關資料。韓愈的確是個文人，干什么都要用文章來表現，也正是這一點為我們留下了如日記一樣珍貴的史料。比如，除鱷之前，他先寫了一篇《祭鱷魚文》，這簡直就是一篇討鱷檄文。他說我受天子之命來守此土，而鱷魚悍然在這里爭食民畜，“與刺史抗拒，爭長為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彼�限鱷魚三日內遠徙于海，三日不行五日，五日不行七日，再不行就是傲天子之命吏，“必盡殺乃止”!陰雨連綿不開，他連寫祭文，祭于湖，祭于城隍，祭于石，請求天晴。他說天啊，老這么下雨，稻不得熟，蠶不得成，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呢?要是我為官的不好，就降我以罪吧，百姓是無辜的，請降福給他們(“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一片拳拳之心。韓愈在潮州任上共有13篇文章，除三篇短信，兩篇上表外，余皆是驅鱷祭天，請設鄉校，為民請命祈福之作。文如其人，文如其心。當其獲罪海隅，家破人亡之時，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難能可貴了。一個人為文不說空話，為官不說假話，為政務求實績，這在封建時代難能可貴。應該說韓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舉儒家旗幟，是個封建傳統思想道德的維護者。傳統這個東西有兩面性，當它面對革命新潮時，表現出一副可憎的頑固面孔。而當它面對逆流邪說時，又表現出撼山易撼傳統難的威嚴。韓愈也是這樣，他一方面反對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對當時最尖銳的兩個社會問題，即藩鎮割據和佛道泛濫，深惡痛絕，堅決抨擊。他親自參加平定叛亂。到晚年時還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馬到叛軍營中去勸敵投誠，其英雄氣概不亞于關云長單刀赴會。他出身小戶，考進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進士，在考官時又三次碰壁，烏紗帽得來不易，按說他該惜官如命，但是他兩次犯上直言，被貶又繼續盡其所能為民辦事。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以國為任，以民為本，不違心，不費時，不浪費生命。他又倡導古文運動，領導了一場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載道”、“陳言務去”，開一代文章先河，砍掉了駢文這個重形式求華麗的節外之枝，而直承秦漢。所以蘇東坡說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他既立業又立言，全面實踐了儒家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