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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見到良子哥的時候，他12歲，我9歲，他上四年級，我上二年級。他的個子經我高出整整一頭，臟兮兮的樣子讓人看了極不舒服。

　　良子哥喊我妹妹，我卻不喊他哥哥，我喊他的名字李國良，或是干脆叫他“哎”，在我心里，他只不過是我家收留的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而已。

　　我父親當時是村上的民兵連長。1982年，村上搞聯產承包，父親和母親一起承包了村南的一片蘋果園，父親能干，又懂技術，我們家蘋果的產量比一般人家的都高，日子過得在村上數一數二。

　　然而，好景不長。1984年夏天，父親從果園鋤草回來，到村西的河里洗澡，一個猛子扎下去就再也沒能上來。后來，家里的一個遠房親戚給母親介紹了繼父。繼父家里很窮，好不容易討上媳婦，媳婦卻因為忍受不了貧窮跟一個倒賣糧食的外省人跑了。于是，從那天起，繼父和他的兒子開始了艱難的生活。

　　因為蘋果園里缺人，父親過世后的第二個月，繼父便來到我們家，我和母親住東屋，繼父和良子哥住西屋。

　　繼父是個很能吃苦的漢子，整天泡在果園里，晚上也不回家。

　　母親忙得有時顧不過來，便給我們倆每人5毛錢，在學校的小賣部里買燒餅吃。小賣部的燒餅是老板從鎮上買來的，有時當天賣不了隔一夜便餿了，老板心黑，把前一天放餿的燒餅混在當天進來的新燒餅中一起賣。因為常常買到餿燒餅，后來良子哥便干脆學著做飯，剛開始時，他經常做糊，即便他把不糊的飯菜給我吃，自己吃糊的，我也不愿意理他。

　　學校離家里有三里多遠，要翻過一座山梁，山上到處都是郁郁蔥蔥的樹木和半人高的蒿草，有時還會聽到不遠處的狼叫。母親不放心，讓我和良子哥一起上學，并囑咐良子哥照看好我。我不愿讓同學們笑話良子哥的那張黑臉，良子哥第一次幫我背書包時，我狠狠地甩開了他，自顧自地向前走。所以，每次上學我們兩個經常保持著十幾米的距離。

　　夏日的一天，放了學我做完值日，同村的人早回家了，我和良子哥背著書包一前一后地往家走。走到半路上，天突然暗了下來，云層很低，黑壓壓的，連不遠處的村子都看不見了。一直跟在我身后的良子哥，突然跑上來拉起我的手往家的方向跑，我嚇得不知所措，只得深一腳淺一腳地跟著他跑。

　　剛跑了十幾米，天上突然掉下冰雹來，先是玉米粒大小的冰雹稀稀拉拉地落下來，眨眼間，變成了鵪鶉蛋那么大，良子哥一把把我推到路邊的巖石下，兩手抱著頭，下巴抵著我的腦袋，整個身子壓在我的身上。這樣過了足有十分鐘，天空才漸漸有了亮光。冰雹過后，只剩下雨，我從良子哥的身子下掙扎起來，看到地上到處都是冰雹，足有十多厘米厚，我推了推良子哥，這才發現他的上衣背后都是血，血水混著雨水不停地從腦袋上往下淌。良子哥蜷縮在地上，緊皺著眉頭，牙齒不停地打著架。

　　我不知所措，嚇得站在雨中哇哇大哭。

　　不一會兒，母親披著一條麻袋趕來了，一見良子哥的樣子，母親一把將自己的上衣扯下一大塊，手忙腳亂地纏到良子哥頭上，然后將麻袋搭在他身上，蹲下身背起良子哥就往鎮上跑。

　　四五里的山路，到處都是冰雹，母親背著和她個頭差不多的良子哥，一口氣跑到了鎮上的醫院，路上鞋跑丟了都沒有發覺。

　　母親的老寒腿便是那時落下的，直到現在，每逢陰天下雨，母親便不時用拳頭去捶自己的膝蓋。后來，每每說起那天的事，良子哥的眼圈都紅紅的。

　　那一年的冰雹，把方園幾公里的莊稼全毀了。瞅著園子里被冰雹打折的樹干和落了一地的青果，繼你只得把果園重新修理了一下，在樹檔間種上了黃豆。

　　1990年，我15歲，家里園里的承包合同到期了，有人給村長送了禮，加之繼父是外來戶，村里便把果園包給了別人。繼父氣得幾天吃不下東西，那段時間，夜里常常聽到繼父和母親的嘆息聲。沒有了果園，繼父從集市上買了幾只羊，一邊種地一邊放羊，日子雖不如從前寬裕，但也能湊合。

　　1991年冬天，繼父在后山上放羊，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胳膊折了。到縣城的醫院拍CT時，竟然在繼父胳膊骨折處發現了癌細胞，醫生說這種病是因為長期接觸農藥感染造成的。想到那些年繼父天天背著藥桶給蘋果樹噴藥，有時天熱連襯衫都不穿時，母親追悔莫及。醫生給繼父做了手術，把胳膊上那段病變的壞骨頭鋸掉，然后，抽了一根肋骨接上，但手術并沒有留住繼父離去的腳步，第二年麥收時，繼父還是離開了我們。

　　繼父的死，讓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許多。我很清楚，繼父的病把家里的積蓄都用光了，以現在的家境，母親肯定無力供我們兩個人同時讀書。而良子哥馬上面臨高考勤，我擔心一旦他考上大學，母親肯定會讓我退學的，我很了解母親，這樣的決定，她做得出來。

　　然而，事實并沒有向我想象的方向發展。高考后的第二天，良子哥給母親留下一卦信便去了省城打工。在信中他說，參加高考只是想印證一下自己的實力；沒有了父親，自己有責任支撐起這個家。他還說，妹妹，你一定要好好讀書，哥就是砸鍋賣鐵也要供你上完大學……。

　　良子哥的高考成績比錄取分數線分，分數下來的那段時間，母親發瘋似的到處打聽良子哥的去向，還專門坐車去了省城，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建筑工地，仍然沒能找到他。最終，這一切成了母親后半生永遠的愧疚。

　　1993年秋天，我如愿以償地被南開大學錄取。

　　初冬的一天中午，我從圖書館看書回來，同宿舍的人說母親托一個老鄉給我捎來了過冬的衣服。打開包袱，里面是一條毛褲和一件嶄新的羽絨服，摸著那件羽絨服，睡在我上鋪的杜梅驚呼道：“哎，我說淑敏，你媽可真舍得給花錢啊，這羽絨服還真是羽絨的哩！”我問送衣服的人呢，她們說已經走了。我聽了，良久無語。我知道，這羽絨服肯定是良子哥買的，當時，羽絨服剛剛時興，價格特別貴，別說是學生，就是一般上班的人穿這東西也特別少。杜梅說，你老鄉一來就問這問那的，看樣子挺關心你的。我說，那不是我老鄉，是我哥。她說那他干嗎要說是你老鄉呢，我咬了一下唇，眼淚涌了上來。

　　我在天津讀書的第二年，哥哥和本村的一個姑娘結了婚，生下了侄子小強。畢業后，我分到了縣城，也結了婚，有了孩子，良子哥則在離我不遠的一家工地上打工。

　　2004年初冬的一天，我正在單位整理報表，突然接到嫂子打來的電話，嫂子哭著告訴我，良子哥在給新蓋的大樓外墻刷漆時，拴腳手架的鐵絲脫了鉤，良子哥和另一名工人從三樓高的架子上掉了下來，這會兒正在送往第三人民醫院的途中。

　　我扔掉手中的東西，奔出門打車往第三醫院趕，在急診室門口撞見同村的兩個人，他們正從車上往下抬良子哥，良子哥的嘴角上、臉上、身上到處是血，我抓住他的手，一邊喊著哥一邊嗚嗚地哭。聽到我的喊聲，良子哥努力睜開眼，喃喃地說了一句：“妹妹，哥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娘和你侄就交給你了！”我顫抖著嘴唇，說不出話來，任淚水在臉上肆意流淌。

　　良子哥摔折了左腿和兩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進了肺里，手術進行了六個多小時，我一直站在門外，心亂如麻。當醫生走出來告訴我病人已脫離危險時，我忽然兩腳一軟，跌坐在地上。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和我沒有一點血緣關系的人，在我生命里竟是如此重要。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18年前的那個夏日，當他用身體陰擋住向我襲來的冰雹時，我的生命便注定與他再難割舍。

　　人們都說，血濃于水，然而，比血更濃的，卻是這種生死相依的親情。有一種情，叫相依為命，它離幸福最近，且不會破碎，那是一種天長地久的相互滲透，是一種融入彼此生命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