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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青春誰做主？最近在一個報社實習，奉命主持一個該報英語周刊上的欄目，叫《翻譯秀》。周刊的責編會在頭一期的報紙上給出一小段中文，熱心讀者看了過后把它翻譯成英文，然后給周刊發過來。我的義務就是遴選兩三個讀者的翻譯，指出其中的錯誤，然后給出自己的改譯。 報社另有一個實習生，是一個美國人，來中國學漢語的。每次我做完這個欄目，她會幫著看一看，畢竟英語是人家的母語，挑錯眼光應當比我精準。有一次，她看了我改譯的一段文字，通知我其中有一處改得不恰當。那處文字的中文意思是說一個爺爺想帶自己的孫子出去放鞭炮，就說道：“外面太熱鬧了，在屋里早就坐不住了。”前半句沒有什么可說的，關頭是后半句，我想把爺孫倆被外面的鞭炮聲吸引出門的這個意思翻譯出來，于是改譯為：“We are eager to join in．”表達爺爺在向第三者敘述他們火急想出去的心情。我頗為自己的這個翻譯暗自得意，但是美國人卻認為正是這里出現了問題，她的理由是：爺爺說自己想出去放鞭炮是可以的，但他不能代表孫子說這句話。因為這句話我用的詞是“熱切（ea?鄄ger）”，這是一個很主觀的詞，而爺爺“熱切”并不表明孫子也必須“熱切”，所以這種代表干系是很武斷的。我曉暢她的話所表達的一個核心意思，那便是“你不要隨便代表別人”。雖然她隨后又委婉地說：“不過你這也不能算一個錯誤，頂多算是用詞不當吧。”但對我不啻為一記當頭棒喝。 我上中學那會兒，英語也不差，寫作文的時候就是這么在用。之后出國了，寫文章的習慣也一點沒改。也許澳洲人比較懶，他們從來不曾指出我的這個毛病，可這個美國人到底是給我說出來了。曾經我還認為自己和同齡人比算得上是比較理性和客觀的了，無奈文化的力量是如此無孔不入，每個人在其中都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 自古以來，國人都覺得在上者可以隨便替在下者表達意愿，似乎這是天經地義。比如官員可以隨便在任何場合代表人民。當然了，這本也無可厚非，畢竟他們所表達的基本上也是大多數人的心愿。但往往會有這樣的時候，比如在電視上看到某官員代表著包括我在內的民眾向某來賓表示“熱烈接待”，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這個被接待者是何方神圣，他的人格、人品我并不知曉，大概我根本不會喜歡他，但你都代表我接待了，我縱然有意見也只能深藏心中了吧。這種代表干系不僅限于官方場合，在社會生活中可謂比比皆是：領導代表員工、校長代表學生、家長代表子女……人們習以為常，就沒有人想到問一句：“你是否有權代表我？”誠然，在許多場合，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詢問人們是否愿意被代表的，但主要的問題在于，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習慣已經默認了這種做法，不知不覺中與之達成為妥協。當這種妥協成為群體認可的現象過后，個人的聲音就必然被埋沒，個人應該受到的尊敬就在妥協中被疏忽了。 這個美國實習生表面上只是糾正了我譯文中的一個瑕疵，但現實上她在如此細微的地方通知了我：許多時候，中西方的差距其實并不只是顯示在經濟方面，更多甚至更本質的差距，還在于文化看法和思維方式上——很小，但足夠讓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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