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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學政治”——吳冠中的最后歲月2010年6月25日晚11時52分,吳冠中在北京醫院因肺癌晚期逝世,享年91歲。

　　吳冠中是4月份住進北京醫院的。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怕身患老年癡呆癥的老伴擔憂,一向不肯讓她到醫院探望。在去世三天前,才讓兒子帶著老伴見自己最終一面。

　　理智的吳冠中甚至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家里不設靈堂,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搞追悼會,不留骨灰。

　　吳冠中不讓三個兒子學藝術:“魯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些小事,長大以后不要當‘空頭文學家’。我三個兒子,受我影響,也喜歡美術,但之后學的都是理科,孫子吳吉在美術方面也很有造詣,但我也不讓他學美術。原因一個是太苦,二是我不想讓他們做‘空頭藝術家’。”

　　1965年,吳冠中獨自一人,隨中心工藝美術學院師生到河北任縣朱家屯參加農村“四清”運動,清理農村干部的“四不清”問題。事先農民吃的是白薯干粉和玉米做的窩窩頭,畏懼牙磣的吳冠中險些頓頓吃不飽飯。因條件費力,不到半年,食欲全無,回北京醫院去抽血化驗,發現得了肝炎,在家療養。

　　不久,“文革”爆發,肝炎未好,吳冠中就隨學院師生到河北獲鹿縣李村束縛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參加勞動改造。因為這場病,吳冠中開始嚴重失眠,還生了痔瘡,嚴重到脫肛。“如無妻兒,我將選擇自殺了結苦難。”

　　在農村的那段時間,吳冠中開始背著糞筐在節沐日作畫,被學生稱為“糞筐畫家”。在調到師部指導戰士作畫后,精神壓力小了,失眠也減輕了,食欲也慢慢好起來。不久,嚴重的痔瘡脫肛也經過大手術治好啦。

　　精神導師魯迅

　　“作家依然比畫家有頭腦,依然敢發言一些。”

　　在年輕的時候和年老的時候,吳冠中最想做的其實是作家。

　　1932年,吳冠中考上了無錫師范學校———父親(father)對他的期望是當一名有流動工資的教員。這段時間里,吳冠中讀到了魯迅的作品。“他是紹興人,講的人物、風土人情,跟我的故鄉一樣的,我一看太熟悉了,太理解了,而且他寫得那么深刻,把人情世故看得那么透,融入了美,事先就吸引了我。”

　　在法國留學那段時期,吳冠中讀了莫泊桑、福樓拜、巴爾扎克、雨果的小說原著,翻破了幾部法文字典,卻很享受,甚至想過返國后靠翻譯小說為生。之后,他主張每一個畫家至少應該學好一門外文。“其實,我之所以從理工科轉入美術,究其原因,是因為當年愛好文學的感情沒有得到滿足,這靜靜的愛情失戀了,及至重逢美術,便以身相許,填補了愛之虛空。”

　　有了上山下鄉這樣的磨難,吳冠中對魯迅的作品多了一層理解。“這時候我對魯迅的思想理解更深了一層,他對這個國家、民族的熱愛和感情,對丑、惡的不滿,對這塊土地上的陰晦面和民族傳統里劣根性的憤怒。只要是他的書我都看,他講的句句都帶著現實,都是真話,每一句話都講到我心里了,就是這樣的感覺。”

　　直到改革開放的春風來臨,60歲的吳冠中才迎來了藝術的春天。1979年,剛剛在中國美術館開了畫展的吳冠中,參加了這一年10月召開的文代會。這次聚會會議上,中國美術家協會改選,投票結果,吳冠中由普通會員變成為常務理事。在隨后召開的美協常委會上,吳冠中在發言中提出了“反對政治看法第一,美術看法第二”的看法。政治第一,藝術第二,這樣的第二,永遠是第二,永遠上不去。我說,這個看法有問題,應該辯論。”

　　“滿場肅然,沒有一個人發言,誰也不敢講。之后就有人說,權威講一講,請權威講。權威是王朝聞。王朝聞就說,政治標準第一依然對的。我心里擔憂了,是不是又要整到我了。之后過兩天,作協開會,提出政治標準第一是不對的,這我就放心了。”吳冠中回憶道。

　　從1980年代開始,在美術成就得到國內外承認后,吳冠中握畫筆的另外一只手,開始握著鋼筆,把無法用畫面呈現的情感,寫成為上百萬字的散文和文論。從談論藝術到書寫遠游,從父母到師友,從文化問題到社會問題,老人的創作空間越寫越大。

　　1979年開始,吳冠中連續三年,先后在《美術》雜志上宣布了《繪畫的形式美》《關于抽象美》《內容決定形式?》三篇文章,引發美術界長達四五年之久的關于抽象美以及內容與形式干系的大討論,促進了1980年代美術界藝術思想的啟蒙與束縛。

　　1992年,吳冠中在香港《明報周刊》就中國美術界孤立地評論筆墨、舍本求末的現象宣布了一篇標題為《筆墨等于零》的文章,大膽提出“脫離了具體畫面、孤立的品評筆墨;沒有表達情感、不能打動人的筆墨,其代價等于零”的論斷,在美術界引發了一場長達十年的論戰。

　　2008年1月10日,吳冠中對大學美術教育、中國文聯、美協、畫院存在的種種弊端又進行了兇猛的抨擊。這些言論和看法,再次在中國文化界引起軒然大波。

　　“如果沒有魯迅,我根本就不會從事藝術;沒有魯迅,根本就不會有明天的吳冠中!”

　　現在,吳冠中平靜地走了,在醫院的病床上,他讓兒子吳可雨轉告那些他來不及說再見的朋友和讀者:“你們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